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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水利从这里起步

发表时间: 2011-07-26    来源: 西部在线    责任编辑: 王景春

 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奠基石 
    中国是一个水灾频繁的国度。而水患之烈,治水之难,首推黄河。

   从先秦到民国的2500年中,黄河共决溢1590次,改道26次。历史上黄河最北经海河出大沽口,最南经淮河入江淮,灾害波及海河、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曾威胁25万平方公里上数千万人口的安全。 正是这个原因,历朝历代都把治黄作为立国之本。每个王朝在建国之初,都把治黄之策摆上案牍。 汉唐盛世明清王朝自不必说。民国时期虽战祸连年,国民政府还曾数次聘请挪威及美国水利专家谋划治黄之策。这些“洋专家”解决黄河水患的着眼点,都是在三门峡修建拦洪水库。
    记者的手边放着一本从旧书摊上“淘”来的日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水利调查委员会所著的《黄河历史研究》。从此书系统探讨政治兴废对治黄影响的内容不难看出,日伪在华虽然仅存数年,却曾下大气力对黄河进行过比较深入与详尽的勘查与研究。出于收买人心及掠夺资源的目的,日伪水利专家还制定出以“三门峡发电计划”为核心的治黄方略。

   在对治理黄河水患的重视程度上,新中国丝毫不逊于历史上任何时代。 1952年,毛泽东视察黄河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 说这句话的时候,毛泽东的语气是凝重的。当时,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还不满3岁,上百万中华儿女为“保家卫国”在朝鲜半岛与“联合国军”浴血厮杀,国内镇压反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两大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开展。当时,新疆、西藏尚不稳定,西南土匪还未肃清,台湾海峡战火不断。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仍关注着治黄,足以看出黄河水患在一代伟人心中的分量。
这句话的针对性是明显的。当时,新中国的治黄专家们正在权衡在三门峡与邙山两处修建拦洪水库的利弊。作为新中国的领导者和决策者,毛泽东必须谨慎做出选择。
     三门峡建坝条件优越,但水库将淹没大片富庶的秦川土地,因而陕西省强烈反对。

   邙山水库虽然只需移民15万人,但除了拦洪,没有综合利用效益,因而绝大多数水利专家不予支持。 在三门峡与邙山之间的新安县八里胡同建坝虽能平衡前两个方案的利弊,但其石灰岩溶洞发育的地质条件却不适合建设大型水库。 勘察,论证,再勘察,再论证,各家观点渐渐趋于一致——1954年春,中央组成120余人的黄河查勘团在完成孟津至龙门黄河河段的查勘后明确提出:在黄河干流从龙门到邙山的全部坝址中,三门峡坝址是最好的一个,“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使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 三门峡那样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这就是说,新中国水利事业的起点只能放在三门峡。 可是,当时国家底子薄弱、财力匮乏,加之没有修建大型水利设施的技术、经验,更缺乏大型施工设备,计划中的“三门峡大坝”并没能立即动工。 但黄河不允许人们再继续等待。1954年夏天,花园口1.4万个流量的洪水扯痛了全国人民的神经。因为自1919年有水文观测以来,黄河下游凡是遭遇1万个流量以上的洪水,就会决溢成灾。

   数十万军民的日夜防守虽然确保了黄河大堤的安全渡汛,却再度提醒世人根除黄河水患刻不容缓。 1955年,作为苏联156个援华项目中唯一的大型水利项目,修建三门峡大坝的报告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大坝正式开工。《人民日报》为此刊发了《大家来支援三门峡啊!》的社论。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汇集而来的共和国第一代水电建设精英在三门天堑排兵布阵,筑坝拦河,拉开了治理开发黄河、造福两岸人民的战幕。数万建设者挥汗如雨,联袂成云,仅用短短3年时间,就实现了大坝关闸蓄水拦沙……留给历代华夏儿女无限悲怆的黄河,写在大禹子孙心头顽强不屈的治黄事业,从此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新中国水利事业的试验场  
   在古代治黄史上,华夏先民曾先后经历过鲧用筑坝之法堵水、禹用疏浚河道之法导水和以汉代的“不与水争”、明代的“以堤束水”为代表的治黄办法。但无论哪种方法,都未能根除黄河水患。不时酿成的巨灾,让黄河成为中华民族最痛的伤口。

   “黄河斗水,沙居其七”。治黄之难,主要难在泥沙处理上。资料显示,黄河每立方米水平均含沙量37.7公斤,汛期每立方米水的含沙量高达911公斤——黄河每年携带的16亿吨泥沙,如果堆成1米见方的沙墙,可绕地球20圈! 在世界上泥沙量最多的河流——黄河,建设第一座水库——三门峡大坝,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从规划、设计到建设、运行,尽管它采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科技,但能否根治黄患仍具有世界性的试验意义。 “蓄水拦沙”实现“黄河清”,一劳永逸地解决黄河水患是设计者的初衷。但水库建成短短一年半时间,因泥沙淤积严重,潼关水位抬高,致使渭河倒灌,直接危及了西安和八百里秦川的安全。

   导致潼关高程抬高是谁之过?原因在于上游没能进行综合治理。按照设计,在修建三门峡水库的同时,还要在上游多沙支流上建设“五大五小”拦沙水库,并在黄土高原开展大规模水土保持工作,以减少黄河的泥沙量。但三门峡水库建成至今,上游的水土保持不仅未实现当初的治理目标,其水土流失情况反而比当初更加严重。为了挽救三门峡大坝,周恩来先后3次亲临三门峡,主持和领导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改建工作。  
     1964年第一次改建,在大坝左岸增加两条泄流排沙隧洞,将原建的5~8号发电钢管改为泄流排沙钢管。改建后的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也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 由于第一次改建后大坝的排沙能力少,库区淤积状况并没得到明显改善。1969年,三门峡大坝又进行了第二次改建,相继挖开12个施工导流底孔,使三门峡大坝315米水位的泄流规模由3084个流量增加到了9701个流量。水库运用方式则改为“蓄清排浑”,实现了一般水沙年份水库的冲淤平衡。   
    由“蓄水拦沙”、“滞洪排沙”到“蓄清排浑”,这个由三门峡实践而总结出的水库运用方式及水沙调节理论,是人们对在多泥沙河流上建设水库大坝认识的伟大飞跃。在国际大坝会议上,我国的水利专家曾专门介绍了这方面的经验。“蓄清排浑”的运用方式,不仅适用于黄河,也适用于长江和世界上其他多泥沙河流。我国水利专家张仁、钱宁和陈雅聪教授曾著文提出,长江三峡工程要解决泥沙问题,就必须采用三门峡水库“蓄清排浑”的运用方式,这是能够长期保持水库有效库容而不会被淤废的正确办法。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及改建的曲折经历,是一次次突破传统理论,一次次破解治黄“死结”的伟大试验。正是有了它的试验,才使新中国的水利专家们真正认识了黄河,才找到了解决泥沙淤积的方法,才逐步形成了我国在多泥沙河流上修建水库的系统理论及比较成熟的计算原则和方法。此后,黄河上兴建的刘家峡、龙羊峡、万家寨、小浪底以及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巅峰之作——长江三峡,都是三门峡经验的丰硕成果。 而从2002年开始,黄河连续10年通过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等沿黄水库的大型“调水调沙”所取得的成果,更进一步证明了三门峡大坝在根治黄河水患方面存在的深刻意义。
 
 
新中国水利事业的“黄埔军校”
   “三门峡是新中国大坝建设的摇篮。” 这句话是水利专家钱正英院士说的。 这句话的初始意义是准确的,但却没有说出三门峡对新中国水利事业的成长意义。 因为走出襁褓的新中国水利事业是在三门峡学习与成长,是在三门峡完成了从年少轻狂到老成持重的转换。从这个意义上说,三门峡是新中国水利事业的“黄埔军校”。

   当年的三门峡大会战曾造就了新中国第一批水电建设和管理专家。如时任三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后长期担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的水利专家汪胡桢;时任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后任水利部副部长的治黄专家王化云;曾任三门峡工程局局长、后任葛洲坝工程局党委第一书记的刘书田;曾任三门峡工程局局长、后任河北省水利厅厅长的谢辉等。尽管这些专家当时已名动华夏,但对他们而言,建设如此规模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还是第一次。他们的努力成就了三门峡大坝,三门峡大坝也成就了他们事业的辉煌。 
     除了大批专家学者,从三门峡起步并成长起来的施工、管理和技术人员总数近两万人。他们从三门峡出发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新中国每一个水利枢纽建设工地都有他们的身影——仅大渡河龚嘴水电站,就有3169名三门峡工程局的职工参加了施工建设。 作为共和国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长子”,三门峡还义务为全国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单位培训技工和学徒工6957名。如今,这些技工已成为三盛公、丹江口、盐锅峡、龙羊峡、葛洲坝等水利工程的骨干,他们正在用汗水与心血续写着新中国水利水电建设事业自三门峡开始编简的历史。 有了人才优势,“战果”自然不凡。三门峡大坝在截流、土石方开挖、混凝土浇筑、发电机组水涡轮焊接等方面总结出的多项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至今仍被有效运用在各水利工程之中。 在大坝建设中,青年钻工王进先成功改制了手风钻自动推进器,提高工效50%。而老工人侯福勤试验成功的多台风钻自动操作,能够让1个人同时操作6到10台风钻,提高工效5至10倍。

   在混凝土中掺用大量粉煤灰,节约优质水泥22987.5吨,这项新工艺是三门峡大坝的首创。 利用黄河泥沙淤积的防渗作用简化坝体防渗措施,仅此就节省工程混凝土量13万立方米。三门峡的这项快速筑坝经验,为此后所有多泥沙河流筑坝所广泛采用。 三门峡采用“软模混凝土支座钢叠梁深水围堰”完成底孔改建任务,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填补国内外深水建筑物检修的空白。另外,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和泥沙处理、水轮机及水工建筑物抗高含沙水流磨蚀等三项成果,分别获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和水利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博物馆  
   2003年8月,一场不算大的洪水导致渭河流域发生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灾。 “小水酿大灾”又一次把三门峡水库推上了“风口浪尖”。一时间,选址草率、设计先天不足、上马仓促、政治产物等“非议”汹汹泼来,大有炸掉三门峡大坝而后快之势。建设三门峡大坝是“败笔”出自一位水利专家之口。作为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的嘉宾,这位水利专家说:修建三门峡水库是个错误,我当初坚决反对。

  但有“好事者”很快便将有关资料公布出来——这位专家当年曾积极支持建设三门峡大坝,曾出任工程的技术负责人并“火线”入党。原始档案显示,针对苏联设计的360米工程方案,当时只有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和水力发电建设总局青年技术员温善章两人先后提出反对意见。其中,温善章主张335米低坝方案,以减少耕地淹没和移民数量。而黄万里则坚决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
    黄万里主张用“分流淤灌”的策略治理黄河,因此他反对在黄河等大河上筑高坝、建大库。1985年至1992年间,他曾数次上书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勿建长江三峡大坝”及“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可见,他反对的不是修建某个大坝,而是拦河修坝这种治河方式。 三门峡大坝是仓促上马的狂热政治产物吗? 历史早已有了答案。
三门峡大坝从1935年8月的第一次选扯,到1957年4月13日动工兴建,历经民国、日伪、新中国初期共23年,挪威、美国、苏联和我国的上百名专家为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注入了全部智慧和大量心血。

  三门峡大坝只是在建设的时间上与“大跃进”不期而遇。但三门峡工程建设并未因此“放卫星”。其施工质量保障体系严密规范,质检人员恪尽职守,监督措施落实到位,虽然施工进度突飞猛进,但工程质量堪称一流——三门峡大坝虽然历经60个春秋,但从外观到内在质量都依然“健康”如初,比肩当今兴建的优质水利工程毫不逊色。 口水能够抹掉三门峡大坝的巨大作用吗?事实胜于雄辩。 三门峡水库控制着黄河中游北干流及北洛河、渭河两个主要洪水来源区,能够有效缓解下游防洪抢险压力。自水库建成以来,上游地区曾出现6次上万个流量的大洪水,由于三门峡工程及时削减洪峰,确保了黄河下游的岁岁安澜。 三门峡工程投入运用以后,超过历史上凌汛决口的凌情也发生过6次。由于三门峡大坝及时调解河道流量,避免了6次决口的危险。

   三门峡大坝除了发挥巨大的防洪、防凌作用外,还在灌溉、供水、发电等方面发挥着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新华社1996年曾撰文称——人民治黄五十年,获得效益万亿元。 三门峡从建设到改建始终连着中南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习仲勋、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实地视察。 三门峡从建设到改建也始终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苏联、德国、荷兰、丹麦、日本、古巴、尼泊尔等国都曾组织代表团来此参观学习。

   学术探讨无止境,百家争鸣也是应该提倡和鼓励的。但是,如果用现代人的认知能力和科技水平去“挑剔”先贤,无疑于用卫星定位去否定指北针发明,用原子弹去否定火药发明,那就不是一个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如果是为了局部利益而否定,为了否定而否定,或者是为了吸人“眼球”而否定,那就不应该提倡了。
     如今,有关三门峡水库的存废问题依然在争论,就象云南旱灾、四川地震是不是由三峡水库引起的问题一样将继续争论下去。但瑕不掩瑜,三门峡大坝由于它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都会一直完整地保存下去,即使有一天它因完成了历史使命而终年敞泄。因为这是中华民族治水史上的里程牌,是新中国水利事业的起始点,是新中国水利专家成长的摇篮,是中国人曾经的自豪与骄傲,她巨大的文物价值,必然使其成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博物馆而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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